3月3日，2018年全國兩會召開在即，百度CEO李彥宏今年提了四個提案，兩個關于人工智能，一個關于雄安，一個關于吸煙的公共政策。

李彥宏表示，“頭五年我提的提案更多的聚焦一些特別具體的問題，并且給出特別具體的我認為合理的解決方案，希望在術的層面對國家有所幫助。今后的五年我可能會逐步把鏡頭往遠拉一拉，提一些相對比較宏觀的東西，甚至不一定有特別清晰解決方案的情況下我也會提，我提的領域也不一定完全都是計算機、IT、互聯網這些領域，也可能跨度更大一點。”

這個提案包括：1、希望國家出臺政策鼓勵人工智能的開放平臺。2、關于無人駕駛。3、雄安新區的稅收方面能有一些特殊政策。4、關于控制吸煙相關的法律和法規。

李彥宏講述提案全文：

我大致介紹一下今年的提案情況，我是第二屆做政協委員，做了五年的時間。這五年當中我也在不斷的摸索，不斷的尋找更好的方法去參政議政。頭五年我提的提案更多的聚焦一些特別具體的問題，并且給出特別具體的我認為合理的解決方案，希望在術的層面對國家有所幫助。今后的五年我可能會逐步把鏡頭往遠拉一拉，提一些相對比較宏觀的東西，甚至不一定有特別清晰解決方案的情況下我也會提，我提的領域也不一定完全都是計算機、IT、互聯網這些領域，也可能跨度更大一點。

下面我簡單跟大家講講今年的四個提案，有兩個是跟我們專業還是非常相關的，就是關于人工智能。

第一個提案是希望國家出臺政策鼓勵人工智能的開放平臺。開放平臺這個事情百度也做了很多年了，我們也積累了一些經驗，Apollo自動駕駛是比較大的開放平臺，深度學習也開源了paddlepaddle，還有DuerOS是一個自動語音交互開放平臺。人工智能時代，開放平臺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因為沒有一家有足夠多的數據，所以只有把更多的數據匯集在一起，算法也好、技術也好，才能夠展現出來更大的影響力，所以一方面百度在積極的做開源和開放的平臺，另外一方面我也覺得國家應該鼓勵所有的公司尤其是大公司來開放人工智能技術方面的平臺。如果說前些年還只是百度在人工智能上投入力度比較大的話，最近一年多各個主流的公司在人工智能上投入都不小，還有一些相對比較小的公司做的也很專，某些領域做的也不錯，所以他們某些個技術開放出來，對于其他的企業是有幫助的。可能不是每個企業都愿意免費把自己的技術都打開讓每個人去用，這就需要在國家層面出臺一些政策來鼓勵大家做這個事情。

人工智能是一個涉及面非常廣的技術現象，除了它的應用可以在各行各業以外，本身這個技術的發展也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從軟件到芯片，到數據，到服務各個層面，很多是需要垂直整合的。過去，我們做互聯網比較習慣于在云端做各種各樣的升級，到人工智能時代，很多時候在終端，在客戶端也需要有硬件和軟件結合的能力，甚至不管在云端也好，還是在終端也好，在芯片上要專門為人工智能的某項技術去制造專用的芯片，實際上是需要產業鏈各個環節都能夠打通，都能夠相互借力。在這種情況下，開放平臺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國家如果能夠通過政策方面的引導，讓更多的企業來開源和開放的話，對于整個提升中國人工智能技術能力和人工智能在各個行業的應用都是一件大好事。這是有關開放平臺的。

第二是提案是有關于無人駕駛，前年我也提了無人駕駛，但是今年我們的感受應該說是更加深刻了。像美國，真正做無人駕駛的運營都是在亞利桑那州，因為那個州給了相關政策配套，保障是最完善的，最鼓勵的。美國已經有20多個州都推出了自動駕駛相關的法律法規，中國只有北京市、上海市推出了相關測試的規定。但是還不夠，汽車也是一個很大的產業，涉及到很多的環節。比如說自動駕駛高清地圖，什么人可以采集，什么人不可以采集，一個無人駕駛的汽車被黑客攻擊了變成一個武器怎么辦，其實涉及到各種各樣的情況。也包括比如政府層面不需要去造車，不需要去發明自動駕駛的技術，但是在道路上，在基礎設施的建設上，它能不能做什么東西，使得自動駕駛的技術開發的難度進一步降低等等，就是在各個層面政府都是可以發揮他們的作用。尤其我們國家的政府號召力還是非常強，執行力也很強。

第三個提案是有關于雄安的，我們經常在講，最早的時候深圳作為一個特區做的很成功，然后浦東作為一個特區也做的很成功。我覺得這兩個特區也好，新區也好，他們成功很大程度上還是跟國家政策的引導是有關系的。當年比如一些電腦的電線都是從香港進到深圳，浦東是很多金融機構，金融是一個強監管的領域，都是政府有非常大的話語權。我們都很興奮，因為雄安離北京很近，我們非常想發揮作用，也跟雄安的領導，包括河北省的領導有過多次的溝通，雄安什么樣的優勢是真正吸引人的優勢？很可能在稅收方面，尤其是個人所得稅，我們國家個人所得稅最高是到45%，比絕大多數國家都有高。比如我們在引進人才的時候，從美國引進也好，從香港這些地方，都面臨著一旦到了中國大陸的話，我要交更高的稅，對他們來說在心理上是一個障礙，我們通常需要給更高的工資才能把人從別的國家引進到中國來，雄安能不能夠有一些特殊的政策，無論是個人所得稅，還是企業所得稅，還是其他方面的稅收上有更大的靈活性，這是我一個大致的思路。

第四是有關于控制吸煙相關的法律和法規。我很久以前寫過一個博客，那時候中國網民是一億多人，中國煙民是3億，什么時候這兩個數字倒過來，相當于理想實現了。但是到今天來看，我們網民已經七八億的人，遠超過了中國煙民的人數，這是可喜的地方。不好的地方是煙民的數量并沒有下降，還是三億多。所以我也在想，中國其實可以出臺更加激進控煙的政策。我們在北京已經不太感覺到，基本上在室內環境都不允許吸煙了，但是中國絕大多數地方都沒有這么嚴格控煙的措施和規定。所以我也在想既然北京可以做，上海可以做，為什么其他的城市不可以做，理論上也是可以的。如果吸煙確實對于人有害的，尤其是被動吸煙對這些人是不公平的，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在很多大城市，在很多起來的國家都驗證是非常好的政策推廣到全國來實施。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網民，也是世界上煙草最大的市場。我以前以為國家需要這方面的稅收，但是十九大以后，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了一個最主要的追求，這里不光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它還有生態文明，就是人們很在乎環境，很在乎空氣質量，我看到的報道這個屋子里有一個人吸煙，PM2.5是600，現在，北京一年可能也不會有一天是600的，這么明顯的對人們健康不利的東西我們為什么不可以更加激進的去控制它，這是我今年提的幾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