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聯網改造一切的沖動下，互聯網對醫療的投資也在加大。對于醫療的投資，秉持著平臺思維的互聯網企業仍舊希望自身成為連通一切人與設備的平臺，從而推動各類醫療資源在平臺上打通，最終為普通的用戶提供可及的普惠服務。但是，美好的愿望卻很難轉換成可操作的商業模式，互聯網公司在醫療資源尤其是醫生資源的發展也終將折戟。

在分級診療的大背景下，各層級的醫生尤其是基層的醫生確實有著與上層級醫生溝通的需求，以提高自身的業務能力來拓展市場。這也為以平臺思維切入互聯網的公司帶來了機會，如果有越來越多的醫生加入了業務討論和合作平臺，這種平臺的價值就非常大，也就能真正去有效調動醫療資源來為病人提供服務。

但中國醫生資源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決定了至少在中短期內都無法滿足這樣的商業模式拓展。

首先，中國醫生的收入模式決定了群體之間的協作性無法形成強關系

中國的醫療體系的特色是以藥養醫，醫生的核心收入不是在診費上，因此即使在診費上能達成合作，在藥品收益上是無法讓渡的。如果要協同，就必須要將醫生自身可能得到的藥品回扣完全出讓給對方，而這一灰色地帶又無法公開商討并進行分成。

如果是需要手術或者其他較為高收入的服務，不同層級之間的協同是可以產生的，但這樣的協作更多是強化現有的分工，基礎醫療的醫生本來就無法去開展各類復雜的手術，只是現在分級診療希望將術后康復等環節交還給基礎醫療。但考慮到藥品和檢查的收益依舊無法讓渡，大型醫院的醫生對于出讓這部分問診及由此帶來的產品收益是極不情愿的，這嚴重阻礙了分層之間的協作。

其次，醫療支付體系無法引導醫生之間的協作

高度市場化的美國醫療服務體系，在2013年的醫改正式實施前，美國醫生之間的協同也并沒有想象的那么良好，只是美國的分工協作較為明確，醫生又不依靠產品來獲取收益，大家各司其職就可以了。醫生之間沒有發展成以病人中心的協作模式，還是以醫生為中心來運行。

但是，美國醫改通過支付方來引導醫生之間加強合作，在就診率和再入院率的考核都大大推進了各個層級醫療機構之間的合作，特別是在2015年推出了一款針對慢病管理的CPT代碼更明確了醫生之間必須進行合作才可以獲得相應的賠付。

而在中國則并不存在支付方這樣的引導。而且支付方在中國是非常弱勢的，根本無法去干預和控制服務方。目前通過政策引導來推動分級診療的核心還是在分工而非協作。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醫生之間的利益分配機制嚴重制約了其協作的可能性，這導致目前的以行政手段推動的合作更多的流于形式。

分級診療的措施首先是減少大醫院在對普通疾病的越俎代庖之舉，而非推進醫生之間的協同。但是，由于基層醫生的能力較弱，這需要上級醫院給他們持續的培訓，而這也并非協同。

因此，中國醫生之間的協同還是需要首先將分工明確做到，才能談下一步的協同。如果分工都做不到，基層的病人需求都很弱，是無法再談協作的。不過，中國支付方的引導也很重要。目前按照報銷比例不同來推動病人回流基層是推動分工的有效方法之一，但如果要推動醫生之間的協作，如果不推出類似價值醫療的賠付措施是很難進行下去的，而這還不是支付方現在的重點，也難以推動醫生的協同。

再次，技術層面的制約也非常明顯

中國依然有大量的基層醫療機構匱乏電子病歷，這直接制約了醫生之間的協同。但這不是核心的問題，各個醫療機構之間數據的割裂是對于醫生之間協作最大的制約，在缺乏有價值的醫療數據的對接前提下，任何所謂的醫生合作都很難產生實際的價值和作用。

數據打通的挑戰在美國是通過立法才得以解決，而中國目前還沒有相關的立法強制醫療機構開放。因此，數據孤島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之前，醫生之間的合作還很難真正的展開，更多還是在培訓和業務交流等淺層次，無法深入合作。

另外，即使未來醫生不依賴產品收入，醫療機構之間和醫生之間的利益分配機制如何設立明確的標準仍是一個較大的難點。這也制約了醫生合作的規模化發展。

最后，醫療服務的管理體制束縛了醫生的合作

現有的公立醫療機構是事業單位，享受著編制帶來的一定的好處，但也極大的受到了編制的制約。由于各個事業單位之間都有著明確的行政隸屬關系，這阻礙了其合作的展開。

而且，醫生的職稱和收入都主要來自醫療機構的考評。如果醫療機構之間的協同意愿很弱，即使醫生有熱情去與其他醫生協作，也首先必須滿足能符合自身在醫療機構繼續發展的前提要求。所有這些都有效制約了醫生之間的連接，也最終制約了希望通過互聯網平臺來為醫生提供協作的商業模式的發展。

因此，互聯網平臺所推動的醫生協作無法真正推動下去，最終只可能放大部分明星醫生，形成強者恒強的局面，進一步加大醫療資源供給的緊張，而非減弱醫療資源的不平均，與推動分級診療的目標背道而馳。